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提前掌握企业用工需求和人力资源供给状况，加强动态监测，对农民工等就业重点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专项服务，切实提高就业服务的可及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据他分析，如果要救市的话一定要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两个政策动用的空间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另外魏杰认为，这次发展方式转变还要把消费作为重要支撑点，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提高居民收入。

现在全世界都在寻找新材料推动经济增长，欧洲实验室宣布发现了反物质材料，加拿大实验室宣布发现了超光速材料，最近有两个英国人又宣布他们发现了超薄材料。实验室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形态，真正形成实验室经济需要体制的配合。魏杰提出民营经济实际上遇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障碍，那就是理论问题。而调整的重点是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魏杰，1952年9月生于西安。

问与答问：老师您好，您刚才描述了中国经济以后发展的方向和潜力，这个背后涉及了很多利益的调整。魏杰表示，我国经济增长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下行的状态，要想达到今年经济增长稳定在7%以上，实现7.5%的目标，有两种思路。笔者认为，中国在眼下应该考虑的，是尽快实施年初制定的财政计划，同时应该减税，而非政府再度加码投资。

我们认为150个基点存准率的下调应可以支持下半年财政政策的加速执行。与此同时，中国的银行业者必须正视对政府贷款的风险以及目前累积的巨大风险敞口，而非贸然再度向政府项目派出大手笔。同时，与其政府通过更多的税收的方式来为经济提供进一步的财政刺激，不如通过减税的方式，来鼓励社会的消费，以及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今年前4个月，教育、文化传媒、医疗、社保、公共住房、农村、社会以及交通等八大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占今年全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大约为25%，远远落后于时间表。

不然的话，中国房地产市场有可能因投资的大量减少而出现供给的短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解决其资金困难，应该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简单来说，应该允许其进入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并为其设立市场化的评级机制。

如按年度20%的增长计算，今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将达27万亿人民币，如果2012年GDP增长在8%左右的话，这样的投资规模仍将超过GDP的50%。如果继续加码投资，投资的汇报将会递减，对银行的中长期资产质量的负面影响将会大增。中央财政如此，地方财政的工作进度更可见一斑——在土地收入锐减、大规模基建投资较为疲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一片喊穷。在这样的预期下，中国股市甚至也在弱市中出现的几天罕有上涨，也被解读为政策刺激预期推动。

减少政府干预、去管制化、打破垄断、让税于民、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门槛、让资本市场更好地引导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是经济规律给我们的最好启示如果继续加码投资，投资的汇报将会递减，对银行的中长期资产质量的负面影响将会大增。同时，与其政府通过更多的税收的方式来为经济提供进一步的财政刺激，不如通过减税的方式，来鼓励社会的消费，以及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当然，从短期来看，财政政策的执行应该加快。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 进入专题： 行政刺激 。也有人提出，政府也可以考虑减税加上刺激的模式，但这样的政策选择其将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

如按年度20%的增长计算，今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将达27万亿人民币，如果2012年GDP增长在8%左右的话，这样的投资规模仍将超过GDP的50%。不然的话，中国房地产市场有可能因投资的大量减少而出现供给的短缺。

在房地产调控政策方面，政府其实也有选择：如果其不愿或不能够承诺保障房建设的目标与规模，那末，因对现行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进行微调。所以，在这轮经济下滑的过程中，不应也不可再度重复2009-2010年的行政计划式的刺激，面临经济放缓的困难，其实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向更加市场化模式转型的契机。从今年的财政执行速度来看，似乎并不理想。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轮经济下滑是一次周期性的下滑，其主因是过去一年多以来的紧缩货币政策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的严厉调控造成，因此放松货币政策，加速财政政策的执行，落实保障房的投资，或者部分放松房地产调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中国经济的放缓。其实，保障房的建设也可以通过这种融资方式来落实解决。在《预算法》二审中，地方政府发债权被再度收紧，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要么减少投资，要么就要通过各种非常渠道创造出各种类似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实体。

减少政府干预、去管制化、打破垄断、让税于民、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门槛、让资本市场更好地引导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是经济规律给我们的最好启示。但从政府最近的一些表态来看，房地产调控政策放松的可能性较小。

那末，政府只有完成其保障房建设目标。中央财政如此，地方财政的工作进度更可见一斑——在土地收入锐减、大规模基建投资较为疲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一片喊穷。

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房地产限购政策可以逐步被房产税等更加长效的政策取代。保障房建设不仅能在短期内弥补私人房产投资减少，不致使经济失速，同时其又能使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中长期从根本上避免泡沫，重回到一个可持续的路径。

最后，货币政策的放松也还是滞后，但其应该可以在下半年迎头赶上。我们认为150个基点存准率的下调应可以支持下半年财政政策的加速执行。疲弱的7月数据开始引发中国官方进行大规模政策刺激的预期，而近期各地出台的一系列投资计划也加大了市场的想象空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解决其资金困难，应该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简单来说，应该允许其进入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并为其设立市场化的评级机制。

与其让风险隐藏，不如让风险暴露在市场中，让市场的参与者来判断自身对风险的接受程度，这样既可以寻找更广阔的市场资金，也无需政府通过不断的征税来实现自身的财政平衡。然而，中国是否需要政策刺激，政策刺激的空间有多大，仍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其实，中国今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还是很大。笔者认为，中国在眼下应该考虑的，是尽快实施年初制定的财政计划，同时应该减税，而非政府再度加码投资。

与此同时，中国的银行业者必须正视对政府贷款的风险以及目前累积的巨大风险敞口，而非贸然再度向政府项目派出大手笔。在这样的预期下，中国股市甚至也在弱市中出现的几天罕有上涨，也被解读为政策刺激预期推动。

这样一来，中国房价又可能在今后几年出现恶性反弹。但这同样不等于政策刺激，刺激是指在计划执行之外的额外方案。今年前4个月，教育、文化传媒、医疗、社保、公共住房、农村、社会以及交通等八大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占今年全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大约为25%，远远落后于时间表把这种明确的进、退机制引进欧洲货币联盟，允许那些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暂时退出欧元区加入ERMII，使欧元区成为一种开放的机制，相对于目前只有进、没有出的封闭式机制，不失为一种应对欧元解体危机的权宜之计。

此外，欧盟《马斯特里赫条约》把各成员国债务与GDP之比的上限标准设定为60%，而欧盟最新数据显示，欧盟27国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平均值已超过80%，欧元区17国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平均值已接近90%，其中意大利债务占GDP之比为123%，希腊此项数据已高达160%。而欧洲汇率机制II(ERMII)为此种设想提供了可行的前提条件。

而政府通过扩大债务规模、增加金融机构杠杆的举措填充赤字，则推高了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在长年累积效应下，无可避免地引发了债务危机，进而又演变成欧元危机。欧洲国家在申请加入欧元区时，须先申请加入ERMⅡ，该机制以欧元为一方，以每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元区成员国货币为另一方，规定非欧元区成员国在加入ERMⅡ之后的两年内，必须保证本国货币对欧元中心汇率的标准波动幅度不能超过±15%，这是申请加入欧元区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

不可否认，对重债国民众来讲，降低劳动力成本是件痛苦的事情，但这是纠正过往偏差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不愿承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指望靠借债维持高工资高福利的社会现状，就无法摆脱债务危机的困境。实际上，对于深陷债务泥潭的高负债国来讲，无论是放松货币政策还是扩大援助机制，其支持力度都是有限的，只有量入为出、紧缩财政，才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之策。